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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14日
文化危機讓物質財富猶如沙上之塔
習近平的儒生氣質，最直接的表現是善于立言：
為追思焦裕祿而填詞，為表達擁軍情義而作七律，勤奮地寫下大量反映個人思考的專欄著述，甚至還有“記得住鄉愁”這樣詩意的語言寫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公報。
從他的個人經歷、執政風格到文章思想，修齊治平、三不朽、“橫渠四句”等儒家經典的使命追求，處處可見。
1949年以來的中國政治家，像習近平這樣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置于人類共有精神財富的坐標系中，指出其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義，“智慧光芒穿透歷史，思想價值跨越時空，歷久彌新，成為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是不多見的。
更重要的是，他并未止步于文化態度上的致敬，在其執政實踐中更是自覺地把中華歷史文化精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緊密對接，在中國夢以及內政外交各個方面，都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作“根”與“魂”。
習近平也講“揚棄”，但不同之處在于，傳統文化更進一步說儒家文化，對于他而言并不是散發著陳腐氣息的沉重包袱，而是可以通過現代化創造，煥發強大能量、推動民族復興的獨特“戰略資源”。
事實上，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和創新能力，選擇傳統文化作為戰略資源，風險并不小。
一個日益強烈的共識是，中國社會正面臨文化危機，文化內涵的空洞化，讓迅速積累的物質財富猶如沙上之塔，越高越重，越容易崩塌。
中華民族正在不知不覺中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而這種危機的根由，遠可溯及鴉片戰爭擊碎天朝的自洽幻景，近可論至改革開放后西方價值觀對人民信仰的沖擊。
一段時間以來，電視劇熱播宮廷斗爭、爾虞我詐，官場、諜戰、職場、家斗也是常演不衰的題材，折射著犬儒主義盛行、人際關系惡化、社會誠信缺失的現實，顯規則被棄置一旁，“潛規則”卻大行其道；
圈子盛行，彼此謀利，參與其中的人都希求在制度之外找到獲取資源的渠道；
不勞而獲、一夜暴富被仰慕推崇，毒奶粉、毒大米、地溝油、瘦肉精頻頻出現，更可怕的是不少人正逐漸對此見怪不怪、麻木不仁；
山寨文化幾乎成為“中國標簽”，各個領域仿冒成風，這些人非但不以為恥，反而認為能賺快錢就是英雄；
盲目從眾事件時有發生，理性的思考和表達卻少有人傾聽。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國學熱”，似乎讓人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各種“文化明星”名利雙收，漢服、唐裝招搖過市，大典、儀仗隆重登場。但很快就有人批評這種熱潮淺薄片面，只求功利實用。
當代中國人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大多局限于“中國結”“功夫”“舌尖”等符號化的平面維度上，在信仰的高度上，在求善求美的高度上，卻少有耐得住寂寞的關注與追求。
政治學者鄭永年曾評論說，今天的中國，很多人“既不了解西方，更不了解中國，就是拿著一些工具性的東西在那叫嚷”。
還有學者舉出土耳其舍棄伊斯蘭文明卻又難以被西方文明認可的文化困境，援引亨廷頓的觀點警示人們：這種不愿意認同自己原有文明屬性，又無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狀態，必然會在全民族形成一種文明上、精神上無所歸宿的極端沮喪感。
這就是習近平這一代中國領導者面臨的嚴峻現實。特別是在新世紀之后，面向“民族復興”的目標，文化重建的呼聲更為強烈。
喚醒傳統文化之魅，又賦予其現代化之魂
傳統文化被視作救世良方，但從另一面看，有“國學熱”一地雞毛的前車之鑒，如何從儒家文化中汲取文化重建的正能量，亦是嚴峻挑戰。
有人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圓融、自足，是一個“超循環”機制。
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蔓延打破了這種“超循環”，進而使中國傳統文化無法抵御帝國主義挾持著達爾文主義和叢林規則的侵略。
在這種境況下，傳統文化被救亡圖存時期的主流知識分子拋棄，而其后的文化封閉又讓斷裂的傳統文化缺乏更新的機會。
著名學者杜維明曾撰文說：“過去我們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們把官員貪污腐敗、民眾貧窮愚鈍、新舊極權主義、錯過了工業革命、沒能建立民主人權法治社會、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等等，都歸結于傳統之惡劣。
我們拿幾千年積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歐美文化中的優質部分作比較，把責任歸結到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與倫理身上，這顯然有失公允。”
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也說，在對待孔子與傳統文化的問題上，人們的態度形成明顯的兩極還是近代以來的事情。不少人將中國落后挨打的原因歸結為傳統文化的腐朽，強化和放大了人們對傳統文化負面影響的認識。
于是在20世紀的一個時期內，中國形成了一個“反傳統的傳統”，似乎中華民族要擺脫苦難就必須摒棄傳統文化。
習近平面對的難題是，不能使中國成為文化的流浪兒、精神的乞食者，因此必須喚醒中國文化中的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同時又賦予其現代化的靈魂。
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說，“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同時他也強調，要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
他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優秀傳統文化中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強大的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
不僅如此，習近平還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作解決人類共同難題的思想庫。
他舉出了可以古為今用的15種優秀古代思想：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天下為公、大同世界；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
為政以德、政者正也；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
腳踏實地、實事求是；
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
集思廣益、博施眾利、群策群力；
仁者愛人、以德立人；
以誠待人、講信修睦；
清廉從政、勤勉奉公；
儉約自守、力戒奢華；
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
杜維明認為，21世紀的中國更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學”。
他的期待是，儒學要面向整個世界——
儒學第一期是從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識發端，經歷數百年成為中原文明的核心、中國文化的主流；
第二期從中國文化發展到東亞文明；
未來儒學的第三期發展，要真正成長為“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
“而這就要看儒學能否對整個西方文明、尤其是從啟蒙以來的‘啟蒙心態’作出回應，并進而能否給人類社會提供有價值的東西”這恐怕不僅是一個學術研究者的期待，也是中國成為大國的文化使命與必然路徑。
中國夢不是空想，因為“其夢有根”
習近平善于援引中國傳統經典的表達特點廣為人知，人民日報社專門編寫了26萬字的《習近平用典》一書，搜集了過去27年間習近平所有著述及重要講話中使用頻率高、能體現其治國理政理念的135則典故，每一則都以“三條微博”的文字量詳細解讀。
人民日報社社長楊振武談及編纂這本書的緣起時說，習近平用典，“常常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不斷激活優秀傳統文化，賦予鮮活的當代價值與意義”。
不僅是在表述中用典，習近平更是在治國理政的框架構設中，將傳統文化精華作為重要思想源泉。“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
